院士、地质学界泰斗

翁文灏

翁文灏：1905年左右入学 地质学界泰斗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晚清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翁文灏诞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鄞县石塘镇的“枕山居”。按翁氏族谱的排行，翁文灏谱名叫存璋，而文灏则是他的学名。翁文灏出生在一个盛极而渐衰的富豪之家，目睹家族的盛衰荣枯让他自幼通晓“自力更生需崛起”，担起中兴家族使命的同是，磨砺出自强不息的勇气和精神。而其年少所处的故乡成长环境，又与晚晴以来渐衰而屈辱的中国国运息息相关，宁波作为《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一批对外通商的五口之一，不免时时被西洋列强任意圈地盖房，营造楼宇，扰民安生。年幼的翁文灏亲眼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心方始悟国基摇”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

1902年，13岁的翁文灏参加鄞县童子试，考中秀才。但他并未像所有古书上记载的年少成名的才子那般一心求取功名献身仕途，而是时刻郁结着国势衰微﹑山河破碎的忧患意识，开始经常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郑观应撰写的《盛世危言》等新兴时论报刊，对时事艰危有所感触之余，接受了不少西学新思想。所以当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时，翁文灏并未彷徨不安，悲叹前途渺茫，而是抱着“我虽少年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兴”的慷慨救国之志愉悦地决定来上海考新式洋学堂。1906年，翁文灏如愿考入上海震旦学院。两年后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浙江省留学官费，前往比利时求学深造。对于这段时期的生活，翁文灏曾作如下概述“为因国事需改革，青年求学沪上行。徐汇学术导西土，震旦遂以学府鸣。二载辛勤探科学，负笈更复向沧瀛”。

“愿为地学启朝暾”

1913年，翁文灏以另辟蹊径的论题方向，撰写了被其导师优评为“材料丰富﹑方法先进﹑立论清晰﹑论理透辟”的一篇研究比利时火成岩石的地质论文，得到了鲁汶大学校方最优等的肯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是年底，翁文灏满腹经纶束装东归，雄心勃勃地要为祖国的地质学事业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学成归国之初，翁家便门庭若市，有一名叫劳敬修的友人以高新总工程师的职务邀请翁文灏协助外商在中国开办钢铁企业，但作为有志爱国青年，他以“学非所用”婉拒。当时翁的想法很简单，中国地下的矿产资源应该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开采，决不能帮助外国人掠夺中国的矿产！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爱国情怀。随后，他毅然接受了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所的聘书，担任所内唯一的专任讲师，着力于培养中国地质学人才。尽管薪水只有六十元一月，但翁文灏觉得这工作有价值有意义，他兢兢业业从教，备课认真扎实，讲课条理清晰﹑生动活泼，还用法文编写了前无古人的第一本中国人自发编写的《地质学讲义》，甚至于为了带学生外出地质考察缺席了大总统袁世凯的点名召见。这是一种近代书生独特的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体现。后来在回忆这一选择时，他仍不无得意地说：“以中国之人，人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了了数语，其心可感。

地质研究所虽然仅招一届即停办，但它对当时中国科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却不容低估。譬如，胡适就曾对翁文灏和地质所的工作给以高度评价。他感叹：“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领袖人才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先生，都是地质研究所出来的。”自此，地质学开始在中国扎根、繁荣滋长；自此，中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地质人才，并从事中国地质学的调查与研究。

“家国兴亡责有关”

翁文灏早年曾立志殚心学术，不问政治，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寇侵华日盛，中华民族于生死存亡中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作为爱国学者的翁氏内心极其震动，念及国家前途，忧从中来，寝食难安。，翁文灏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他认为：“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我们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别的心思。”“政者正也。无论什么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华儿女展开了“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全民族抗战。同年12月22日，已然从政的翁文灏致函地质所同仁，要求“我所同人务必全体忠心爱国，切勿做汉奸，切勿附敌国，为中国做好国民，亦是为本人取得好名誉。”他表示：“科学的真理是无国界的，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他还号召该所同仁认清自己的责任，以更积极的精神，迅速分途工作，争取“工作的结果使开发地利的人们有所参考，给许多其他工作的人们做一种为国效力的榜样。”

为救国家，翁文灏弃学从政，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南京政府工作。他先后担任国仿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等职，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建设的最高主持人。1948年翁文灏被评选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在他的推动督促下，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死为邦家亦足荣”

翁文灏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在国民党政府日益腐化堕落的官场中，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坚持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可谓是凤毛麟角。更值得指出的是，翁文灏有四子，抗战开始后，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入兵营，参加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翁文灏的次子翁心翰更是在父亲的爱国教育、救国鼓励下，于1935年参加空军，投身到抗战最前列。翁文灏很清楚，男儿卫国上沙场就是与死神同行，而“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尽管他身居要职，却从未想为自己的爱子寻一个安全稳定的好去处，而是鼓励爱子们勇敢地搏击长空，奋歼来犯之敌，建功沙场，做一个保国为民的英雄。

已晋升为空军上尉、刚新婚不久的翁心翰奉命在赴桂林上空作战时，不幸被敌炮击中，壮烈殉国，年仅27岁。爱子翁心翰为国牺牲的英雄行为，使翁文灏感到悲痛和自豪。翁文灏上见七旬老父，下视新婚丧夫的儿媳，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那难以用语言和眼泪表达的痛苦。他长歌当哭，挥泪写下《哭心翰抗战殒命》：

自小生来志气高，愿卫国土拥征旄。

燕郊习武增雄气，倭贼逞威激怒涛。

誓孽寸身防寇敌，学成飞击列军曹。

江山未复身先死，尔目难瞑血泪滔。

艰苦吾家一代人，上哀衰父凄怆泪，

痛切连枝齐息涕，宗邦如此阽危甚，

同舟风雨最酸辛。下念新婚孤独亲。

悲怀身世更沾巾。何日江山得再春。

人生自古皆有死，死为邦家亦足荣。

痛惜士兵少斗志，能捐身命自豪英。

伤心最切兆民苦，哀哭惊看大厦倾。

儿已丧亡卫国土，千钧重责更谁擎？

此后，翁文灏把对日寇的仇恨和丧子之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每日照常办公见客。当《大公报》记者专访这位深怀丧子之痛的翁部长时，记者是这样写的：“翁部长谈起殉职的儿子时，没有叹息，甚至谈笑时没有半点不自然。‘他说他随时随地都可能死，他不想将来，我觉得在他身上可以看出航空教育是成功的。’翁部长说：‘本来作战就是危险的，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说完，他淡淡的笑笑。这伟大的父亲用大义驱除了‘丧子之痛’的悲哀。”而挖掘这一时期翁文灏给友人陈布雷的回信，字里行间便能读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奈丧子之殇。“弟勉办公事，视若处之泰然，实则衷心痛创，非可言喻。吾国空军人员为数较少，死亡频仍，精华垂尽，不特弟一家之苦，实亦可为大局忧也。”这样一个正直伟大的父亲，一个倾尽所有的无私爱国者。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翁文灏的爱国精神都激赏有加，称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纵观翁文灏一生的事迹，无论是忧国忧民而求问西学的一片少年赤子心，还是“杏坛忝占导锥指”的为中国地质学作出育人贡献的敬业教学生涯，又或是“家国兴亡责有关”的书生从政，甚至于“死为邦家亦足荣”的抗战丧子之痛，他都是以一个书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特有气节，倾心泣血地耕织着一介书生的自强救国梦。

撰稿：郝好 

发布：许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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