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21年——1924年就读 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艺术评论家、作家
现代文学翻译巨擘
傅雷（1908.4.7—1966.9.3），字怒安，号怒庵，汉族，上海市南汇县（现南汇区）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故有人曾感叹“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除了对文学翻译界的巨大贡献，傅雷还是一名音乐鉴赏家，以及一名成功的家长。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自80年代出版至今，曾感动数万读者。
改名轶事——文王一怒而天下安
一个不平凡的婴孩降生于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为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西傅家宅）。或许是傅雷呱呱坠地时的哭声有愤怒之象吧，他那信奉儒家传统的长辈们，从《孟子》上所说的“一怒而天下安”得到启示，为他取了个“怒安”（又作“怒庵”）的名字。这名字既传神了他的气质禀性，又对他寄予了宏大的愿望。原名傅怒安，那如今我们闻名响耳的”傅雷”之名又缘何而来呢？据其远房表亲张愚石老人说：“怒安在15岁左右，名雷而以怒安为字。查起名之因，以我正在热衷篆刻，其时正作客傅家，工具随身，怒安以此为请，篆彼名字，并合拟一单名。我两人共认怒安两字，取义于《孟子》‘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俗谓“大发雷霆”为怒，我提议以雷为名，如是名与字可相得益彰，君欣然从之。此改名之由来也。”就这样，改名为傅雷后，原名就成了他的字；再后来，他又由这名与字，引申出了“疾风”、“迅雨”、“移山”等笔名和“疾风迅雨楼”的斋名。
略显悲催的童年
在傅雷还不到4周岁的时候，其在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任教的父亲傅鹏，被人诬告入狱，遭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灾。等被保释出来，已到了痨病后期，不久就辞世了。尚值垂髫的傅雷自此失去了一个完整家庭，随睿智的母亲李欲振从一个落后闭塞的农村搬迁到时有“小上海”之称的较为繁华开阔的镇子——周浦镇，开始了修道院似的童年读书生涯。当他七岁那年，严厉的母亲为他请来了一位姓傅名鹤亭、人称斗南公的塾师，在家中开堂讲学。而母亲虽不识字，凭着一股望子成龙的信念日夜陪读在旁，严格督促年幼的傅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傅雷虽天资聪颖，也能刻苦用功，但在私塾时期，毕竟还只是孩童，天性贪玩导致学问懈怠是难免的。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会用各种外人看来不近人情，甚至是粗暴虐待的方式来管教他。一次，傅雷贪玩耽误了作业，母亲一气之下，用包袱皮儿将他紧紧兜起，急匆匆地向河边奔去，好在邻居们及时赶上来极力劝说，她才没将这恨铁不成钢的儿子扔进水里。又一个冬天的深夜，大概傅雷在温书时有些倦怠分神，母亲就在铜板的方孔中塞上蜡烛头，点燃之后，将它贴到傅雷的肚脐眼儿上。结果可想而知，一滴一滴的蜡烛油流淌着，傅雷被烫得一个劲地哭喊着“救命”。邻居听到哭喊声，从隔壁走了过来，一看这等情景，目瞪口呆。随即责怪道：“鹏少奶奶，你可不该对孩子下手这么狠啊，难道你想整死他吗？”傅雷的母亲痛苦地流着眼泪，说：“这小鬼全不体谅我的一片苦心，只想玩耍，读书不能刻苦，我要用蜡烛烫掉他的油性，叫他以后变好，知道用功上进。”大凡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但傅雷的母亲，作为一名坚强的寡妇，必须把一颗慈母心极力隐藏，有时对儿子的管教方式难免极端偏激。如此另类的管教，在傅雷母亲的思路中，是为了望子成龙，也是她爱子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固然在傅雷成材的道路上发生了独特的作用，但也使他在感情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致扭曲了他的心灵。从小就无兄弟姐妹相随做伴，现在又被母亲日夜束缚在课桌上，童年、少年时代应有的游戏欢乐没有了，无猜纯真的友情也被阻遏了。孤独的傅雷，在苦难和寂寞的境遇中，养成了孤僻甚至乖戾的性格。
到“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1919年，由于新思潮对母亲的推动，傅雷有机会走出了刻板、枯燥的私塾，进入周浦镇小学二年级就读。主管傅雷所在班级的先生，是当地极有名望的书法家和爱国人士。当其回忆起傅雷时，带着一种赞许自豪的口吻说：“怒安有些孤高自赏，是有原因的。他天资聪颖，又能刻苦攻读，小小年纪，已有相当的古文底子，且博学多识。他从学斗南公，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很好的根基。来我们学校就读时，他的学业程度，早已超过了所在班级。所以，他只在周浦镇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学到上海去了。”先生还说：“怒安年少时即有抱负，志趣又高洁。那时就显示出，他将来是要干一番事业的。尤其是他不愿意随波逐流，敢于主持正义这一点，我十分欣赏，常常加以鼓励。现在想起来，后来他能有那么大的成就，人品又这么好，与他少年时的家庭遭遇和母亲对他的严格管教是分不开的。”
短暂而受益终身的徐汇公学生涯
1921年，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徐汇公学即现在徐汇中学的前身，那时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由意大利神甫担任。学校实行寄宿制，每位学生必须住校，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徐汇公学的生活节奏非常紧凑。每一项活动，都是在监学督促之下进行的。晨起漱洗完毕，就立刻列队到自修室去自习。大约清晨7点多，再一起进食堂用早餐。吃饭也自有一套规矩：学生们先是静静地站立在餐桌旁边，等端坐在食堂高台上的监学摇响手中的小铃，大家才能坐下来开饭。早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到了时间，监学的小铃一摇，没有吃完的，也得赶紧排队进操场。晚上自修到9点钟，熄灯睡觉。由此可见，学校的种种制度是很严格的。
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中，少年心性的傅雷常常感到有些不适应。他在班上显得很“另类”，和志同道合者交往时很豪爽，很诚恳；对一般人，他则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愿与之交往。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他也直言不讳，遇有一言不合，往往争吵不休，甚至挥拳相向。对老师，他也拒绝盲从。当时教会学校中的老师有两类，一类是不信教的世俗者，另一类是信教的修女和神甫。不论是谁，但凡傅雷与之持有不同意见，便要与其争论，除非对方肯定他的说法有些道理，否则他不会罢休。他的“傅”姓，在法文中拼写为Fou。有一次，胡毓寅等几位同学恶作剧，将他的姓氏法文拼写，译成一个不太雅观的中文词语（“痴子”）用作他的绰号，傅雷听说后，火冒三丈，几乎要和同学们拼命。
法语是徐汇公学的主课，每天两节课时。可以说，傅雷的法语阅读基础得益于此。和多数文科生一样，傅雷对数学课很是头痛。据说他有一次考试，演算到一半思路全无，就赌气般将钢笔尖用力往课桌上一戳，把没有完成的考卷交了上去。在教会学校里都得念圣经，对此，自幼没有教会信仰的傅雷极为反感。年少气盛的他用激烈的言辞，公开表示反对宗教信仰。这样，在初中尚未正式毕业时，他又被学校开除了。仔细算来，傅雷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实际上都没有取得正式毕业文凭。
意气风发的赴法留学
1927年冬傅雷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曾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据傅雷挚友刘海粟回忆，两人1929年相识于法国。那时傅雷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文学，同时也听艺术讲座，学习艺术史。两个中国人因教﹑学法语结缘，异国相交，立刻成为知己，一同去卢浮宫观摩世界名画，去瑞士、比利时游览。在梵蒂冈大教堂，他们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那些绘制在屋顶的壁画，仰头看久了，累了，他们就索性躺在地上看；眼睛看花了，就用镜子反映下来看，完全沉迷于艺术境界中。傅雷热爱美术，也热爱音乐，在绘画、作曲、弹琴几方面都作过不小的努力，只是他的审美能力比创作能力高得多，总不满意自己画的画、作的曲、弹的琴，最后放弃创作转而投身艺术研究﹑翻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其音乐梦想就由他的儿子傅聪实现了，也可谓是“子承父梦”。
撰稿：郝好
发布：许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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