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心驰的无心善举经媒体曝光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我们这个数千年来信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文明古国，这样的故事如今却成吸引眼球的新闻，不禁令人五味杂陈。

　　2006年南京彭宇案，主人公彭宇陪同原告前往医院后被指是肇事者，被判赔偿4.5万余元;2008年郑州大学生李凯强案，法院在无法查证何种原因导致原告受伤情况下，按公平原则判决被告李凯强承担50%责任，支付原告各类费用7.9万余元;就在去年的12月30日，福州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路边后死亡，当时有五六人围观，但无人出手相助，曾有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但经旁人“善意提醒”后未去搀扶，拨打120、110，医护人员赶到后，老人已无呼吸。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或许，围观者中不乏有善心之人，但“做好事有风险、学雷锋需谨慎”的现世教训却绊住了我们的脚步，在小学生都能回答的道德是非题前模棱两可，举棋不定，最终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旁观心态占了上风。

　　阮心驰曾就1月24日事件的整个过程写过一个情况说明，仔细阅读这段不假修饰的文字，社会众生相活脱脱跃然纸上。

　　“我要下车，老人在我前面，等了好久不下去。我这才发现老人身体有些不适，下不了车。见状，我先从旁边人群中挤下去，在下面把老人扶下车。待老人下车之后，我刚一松手，公交车启动，老人应声倒地。我大吃一惊，见四周无人，上前想把老人扶起，可无奈老人坐在地上，我一个人无法搀扶。有一路人见状，上前问我‘要帮忙伐?’我赶紧回答:‘最好还是帮一下。’那路人和我一起把老人搀到旁边一根电线杆子旁让他倚着休息，随后他就离开了。”

　　“到了医院门口，我让老人先靠在大门旁休息，我问保安牙科在哪里。保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老人，指了指旁边，说了句三楼，完全没有上来帮忙的意思。我只好把老人搀扶进楼内，问前台能不能借一辆轮椅。前台护士说:‘要身份证的。’我一摸口袋，只好说没带。‘那200块押金有伐?’我再一摸口袋，只好说没钱。‘那不好借的，不好借的。’我就直接扶老人去坐电梯。”

　　“把老人扶出医院，看老人这样是坐不了公交了，就想叫出租车了，而且老人自己也说坐出租车回家。一辆绿色的出租车正巧经过，我把老人扶上车，对司机说:‘待会儿他要是下车不方便，你下来帮他一下好伐?’不想司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那我还要不要做生意啦!’我瞪了司机一眼，说:‘要你帮就帮一下!’老人地址说得模糊不清，我也实在帮不上什么忙，只好再关照司机照顾一下老人，就关上车门离开了。”

　　仅仅是这些细节，我们就可以理解老人为什么那么多天惦记着这个“好小囡”，为什么一说起当天的情形就会激动得痛哭流涕，这些画面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准则和处世方式，无所谓对错，但对一个也许处在生死边缘、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来说，这些司空见惯的冷漠着实让人寒心，不仅冷了老人的心，其实也在冻着阮心驰们的心。

　　爱心可以传递，麻木和冷漠的心理一样会传染。好在阮心驰并不缺少同路人，那个主动询问并伸出援手的路人同样让我们感到温暖。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过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今天还算年轻的我们可能也会变成某老伯、某老太，可能也会毫无防备地遭遇某个意外，那时，阮心驰们还会在身边出现、给我们一路温暖的陪伴么?